种社会观念千百年传承下来，导致了现如今欧美国家面对灾害时候依然以自我救助为主。

但是受明国影响的东方文化圈不同，面对灾害时候往往会由朝廷出面，必要的粮食钱财，分发次年的种子和工具帮助百姓渡过灾年。

但是在明国古代王朝往往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，君主出钱出粮想要救济灾民，结果下面的执行官却将其中的大部分扣入自己的腰包，真正能到灾民手中十不存一。

而底层受灾的百姓，那些有着土地的自耕农，生活的还不如那些签了卖身契的佃农、仆役，人家好歹有口稀粥喝。

这样的情况在日本稍有好转，毕竟作为朝廷的朝廷没有实权，公卿家自己都吃不饱呢，哪有钱给你买布粥布施。

公卿们能做的，不过是多往庙宇跑一跑，替他们念佛供奉，祈求上天让灾情早早过去罢了。

但是好在日本的土地大多都在被称为“名主”的武家大地主手中，土地上的百姓本就被他们视作自己的财产，是自己的兵力来源，是自己于他人争战的关键所在。

很多大名在实行分国法后，在给予了自己家臣武士更多的权利的同时，也把自己的责任分派下去。

下级武士不仅要代主公承担治理的权利，还要承担主公的军役责任。

而完不成军役账标准的结果就是本领改易，所以日本战国的武士对于自己的领地尤为看重，一旦遇到灾情根本不需要上级主君出力，这些有领地的武士往往会自己先行开始救济自己领内的灾民。

但是不论是明国、日本或是近代的欧美，在实行救灾之时都存在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给百姓一种过过度的依靠感。

久而久之这种依靠感变成依赖，一旦遇到了灾情就由朝廷买单，百姓们啥也不做，直接摆烂就躺在城下等着派粮，等挨过了这年才算来年有了光景。

这样的行为无疑会造成劳动力的浪费，花出去的钱并不能创造价值，就好似扔到了水坑中一般见不到影。

其实早在明国汉初之时，萧何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才会在刘邦想要修养生息之时，主动提议营建宫室。

因为他知道经历战乱之后的百姓正是民力最方便的时候，同时百姓家中没有工具和粮食，即便想要百姓休养生息也难以钱生钱出来。

相反可以让百姓为国家打工，由国家温饱的同时，从国家赚取启动资金，让资金在基建中轮转起来，这样国家的经济才能真正开动起来。

可惜后世当权者仅仅看到了表面，甚至还会因为萧何消费本就不富裕的灾民而对他的政策大家驳斥，好似只有发钱送粮和讲几句空口白话才是真正的仁义一般。

秀家虽然拿萧何的例子作为讲解，并所处了一番解释，但是他不指望秀吉能真正明白其中的经济学奥秘，哪怕他只要记得此时的灾民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力都是不小的进步。

翻到是秀长若有所思的皱了皱眉头，似乎在思考秀家所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。

最终在俩人探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最终由秀吉确认，先行在北近江、美浓和北陆实施此策，北陆地方由秀长负责，北近江与美浓地方则交给秀家负责。

反正九州征伐的事情就此押后，秀家和秀长也就空了下来，索性就往东国去处理此事看看成效罢了。

只是临走之时秀吉对着秀家说道“山城以西大名，除了毛利家意外，就属你宇喜多家势力最大，春耕之后宇喜多家动员当承担主力，以每万石150人标准动员1万5000人参阵。

但是你既然身负江、浓俩国理政事务，出阵之事就有家中家老代为出阵，你待秋收后与主力一道前往九州即可。

既然从大坂筹集物资还需要一些时日，我便允许你先行返回冈山商议出阵事宜，此去速去速回，当在开春之前返回大坂，不得耽误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