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史·宗泽传》）。在龙游任上，他“宽赋役，止横敛”，百姓称“宗公活我”；在胶水任上，他“修学校，抚流亡”，将“荒邑”变为“乐土”。
绍圣二年（1095年），宗泽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“青苗法”被贬，此后辗转地方二十余年。这段经历使他深刻体会到“民生之艰”，也形成了“务实为民”的政治理念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评价其：“居官二十年，所至有惠政，民皆画像祠之。”
（2）磁州、相州的抗金实践：“老将初露锋芒”
靖康元年正月，金军首次围攻汴京时，57岁的宗泽正任磁州知州。面对朝廷“弃磁州以避敌锋”的指令，他拍案而起：“食禄而避难，不可也！”（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）遂率领军民加固城墙、招募义勇，用土炮、滚木击退金军三次进攻。磁州之守，不仅保住了太行山以东的抗金门户，更树立了“官民同心抗敌”的典范。
同年十月，宗泽转任相州知州。此时，河北义军领袖王彦（号“八字军”）因战败退守太行山，宗泽派人联络，以“共赴国难”相邀。王彦率万余人下山，与宗泽合兵一处。宗泽为其整编部队，制定军规，将这支“散兵游勇”打造成纪律严明的抗金劲旅。《续资治通鉴》载：“泽招集义军，益以八字军，得众十余万，威名大震。”
（3）临危受命守汴京：“受任于败军之际”
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五月，赵构即位后，金军再次南下，目标直指汴京。此时的汴京，因两次被围已“城壁摧圮者十之七八，闾里丘墟者十之六七”（《靖康稗史笺证》）。朝廷急需一位能稳定中原的将领，宗泽以“老病之躯”临危受命，出任东京留守、知开封府。
赴任前，友人劝其“东南形胜，公老矣，何苦北行？”宗泽答：“君父有急，何忍自全？”（《宋史·宗泽传》）抵达汴京后，他立即投入工作：清理街道、安抚百姓、收编散兵，甚至在城门口亲自检查粮车，防止官员克扣。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记载：“泽至京，市不易肆，民安堵如故。”
三、卫京之策：筑城、练兵与复国之谋
（1）军事部署：固本强基，构建防御体系
宗泽深知“无险可守，何以御敌”，因此将“筑城”作为首要任务。他组织民夫修复城墙，将原有十二座城门中的七座改为“瓮城”（外城套内城），增设敌楼、箭楼；挖掘护城河至宽五丈、深丈余，引汴河水灌入，形成“水陆并防”的屏障；沿城墙每隔百步设置“万人敌”（一种大型抛石机），可同时向城下倾泻巨石。《宋史》称其“缮城壁，峻隍池，治器械，储糗粮，为不可攻之势”。
除正规军外，宗泽积极联络河北、河东的民间抗金力量。据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统计，其麾下先后吸纳了王彦“八字军”、杨进“没角牛”、丁进“红巾军”等十余支义军，总兵力达十余万。为协调各方，他设立“忠义巡社”，统一调度指挥，形成“官军为主力、义军为策应”的抗金体系。
（2）政治号召：抚民安业，凝聚抗金共识
宗泽明白“民为邦本”，因此在汴京推行一系列惠民政策：废除“花石纲”遗留的苛捐杂税，减轻农民负担；开仓放粮赈济灾民，每月救济人数达数万；严惩趁乱抢劫的士兵与盗匪，规定“敢有扰民者，斩！”（《续资治通鉴》）这些举措迅速赢得百姓支持，“老幼扶携，负粮担水以助军”（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）。
在统战方面，宗泽采取“分化瓦解”策略。他多次致信金军中的汉将，晓以“唇亡齿寒”之理；对反正的金将，给予官职与尊重。例如，金将耶律余睹因不满金人暴行，派人联络宗泽，宗泽不仅热情接待，还赠予金银，鼓励其“弃暗投明”。尽管策反未果，但此举极大动摇了金军的士气。
（3）战略规划：三路北伐，收复中原
经过数月经营，汴京